过去昊英氏统治的时代，让民众砍树捕杀野兽，那是因为当时民众少而树、野兽多。黄帝治理天下时不让人们捕杀幼小的野兽，不让人们吃鸟蛋，官吏没有供自己使唤的奴仆，死了不能用棺材埋葬。昊英、黄帝做的事不一样，却都称王于天下，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神农治理天下时，男人耕种而使人有饭吃，女人织布让我们有衣裳穿；不使用刑法和政令而天下安定，不用军队就能称王天下。神农死了，人们开始以强凌弱，靠人多势重欺压人数少的氏族，因此黄帝制定了关于君臣和上下级之间的道德准则，父、子，兄弟间的礼仪，夫妻之间的婚配原则，对内使用刑罚，对外用军队征伐，同样是因为时代变了。由此看来神农并不是比黄帝高明，可是他的名声却很高，这是因为他顺应了时代变化。因此用战争消灭战争，虽然进行战争也是可以的；用杀人消除杀人，虽然杀了人也是可以的；用刑罚消灭刑罚，虽然加重刑事罚也是可以的。

      过去能控制天下的人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众的人。能够战胜强敌的人也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众的人。因此制服民众的根本在于控制民众，就像冶炼工人对黄金冶炼的控制，制陶工人对泥土的使用一样，这个根本不坚固那民众就像飞鸟和野兽，有谁能控制他们呢？治理民众的根本方式是实行法治。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是用法律来遏制民众，而名声和土地就都增加了。

      君主的名声尊贵，拥有广阔的土地，最后达到称王天下，什么缘故呢？名望低微，土地面积减少，甚至最后灭亡，又是什么原因呢？是因战败了。没有打胜仗而不称王天下，没有打败仗而不灭亡的国家，这是古今也未曾有过的事。民众作战勇敢，打仗就会获胜，反之则会失败。能让民众专心作战的君主，民众打仗就勇敢；不能使民众专心作战的君主，民众打仗就不勇敢。圣明的君主看见称王天下的功业只能在战功中获得，所以要求全国的民众当兵。走进一个国家，观察这个国家的治理方法，军队被充分运用国家就强大。凭什么知道民众被君主使用了呢？那就是民众看见打仗，就像饥饿的狼看见了肉一样，那么民众就被使用了。

      一般来说，战争是民众讨厌的东西，能让民众喜欢去打仗的君主就称王天下。强大国家的民众，父亲送他的儿子去当兵，哥哥送他的弟弟去当兵，妻子送她的丈夫去当兵，他们都说：‘不能得到敌人的首级不要回来！’又说：‘不遵守法律，违抗了命令，你死，我也得死，乡里会治我们的罪，军队中又没有地方逃，就是跑回家，我们要搬迁也没有地方可去。’军队的管理办法是将五个人编成一伍，实行连坐，用标记来区分他们，用军令来束缚他们。逃走了也没有地方居住，失败了没有办法生存。所以三军的将士听众军令就像流水一样，就是战死也不掉转脚跟向后退。”

      国家治理混乱，不是因为它的法度混乱，也不是因为法度被废弃不用。国家都有法律，但却没有让法律一定实行的办法。国家虽有禁止邪恶犯罪，对盗贼处以刑法的法令，但却没有使邪恶、盗贼一定能捕获的办法。作邪恶之事、偷盗的人要处死刑，可是犯奸、偷盗的现象却不断发生，这是由于做了坏事不一定能被抓住。就是一定能抓住却仍有邪恶、偷盗的事发生，这是因为刑法轻的原因。刑法轻，不能成功地处治犯罪；假如能捕获，受刑罚处治的人就多。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只处罚不守法的人，不奖赏善良而守法的民众，因此，不用刑罚民众也善良守法。是因为刑罚重了。刑罚重，民众不敢触犯刑法，因此也就没有刑罚；民众没有谁敢做不该做的事，这时全国的民众都守法。因此，不奖赏守法的良善人而民众都善良。不可以奖赏善良的人，就像不能奖赏盗贼一样。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使像跖一样的人变得诚实可信，而何况像伯夷这样的人了？不会治理国家的人，即使是像伯夷一样的高洁之士也可疑，更何况跖了？假如形势使人不能做坏事，即使是跖一样的人也可以信赖；假如形势能让人做坏事，即使是伯夷一样的高洁的人也可疑。

      国家或者是治理的更好，或者是治理的更乱。英明的君主处在国君的地位上，它所选用的人一定有贤德的才能，那么法令便掌握在贤德的人手中。法令掌握在贤德的人手中，那么法度就能在下面实行，不贤德的人就不敢做坏事，这就叫治上加治。不英明的君主处在国君的位置上，它所选用的一定都是不贤德的人，国家就不会有严明的法令，不贤德的人就敢做坏事，这就叫乱上加乱。军队或者是强上加强，或者是弱上加弱，民众本来想要打仗，又不能不去打仗，这就叫弱上加弱，即更弱。

      英明的国君不能毫无节制地使他的臣子们富贵。所说的富，不是指的粮食珠玉吗？所说的贵，不是指的爵位官职吗？废弃法律变成个人做主，赐给臣子爵位和俸禄，那么臣子们便富贵了。一般说来，君主的品德行为不是高于所有的人，智慧也不是都能超出所有的人，勇敢、力量也不是超出所有的人。可是，民众即使有不寻常的智慧，也不敢谋求君主的地位；有勇敢和力量，也不敢弑杀君主；即使民众人数多，也不敢凌驾在他的君主之上；即使民众的人数达到亿万人的数目，可是，只要君主摆出优厚的奖赏而民众也不敢争抢，实行刑罚而民众也不敢怨恨，这是因为有了法度。国家混乱，是由于民众多考虑个人之间的情义；军队的力量弱，是因为民众多追求个人间的斗勇。那么在实力削弱的国家获取爵位、俸禄的途径就有许多；使国家灭亡的风气，是因为民众看不起爵位，轻视俸禄。不劳动有饭吃，不打仗有荣誉，没有爵位照样尊贵，没有俸禄照样富有，没有官职照样有威风，这就叫做奸民。所说的“善于治国的君主身边没有忠臣，慈爱的父亲身边没有孝顺的儿子”，这是因为英明的君主不想听好听的恭维话，都使用法律使大臣互相监督，用命令让大臣互相纠正。这样的话，臣民们就不能单独做坏事，也不能同别人一块做坏事。所说的富有，是进的多处地少。穿衣有限制，吃的喝的都有节制，那么支出的就少。妇女在家中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男人在外面做自己该做的事，那么收入就多。

      所说的英明君主，是指君主没有什么地方看不到，那么大臣就不敢做不该做的事，民众就不敢为非作歹。所以，君主坐在安适的床上，听着弦乐器和管乐器奏出的乐曲，而天下便治理好了。所说的英明君主，它能使民众不能不按法令去做事。所说的强大君主，使治天下人都被他制服了。因此才能聚合天下人的力量。所以强悍的人不敢暴乱，圣明聪慧的人不敢做欺诈的事，并凭借空洞的说教被君主选用；拥有全天下的人，没有谁敢不做君主所喜欢的事，而回避君主所讨厌的。所说强大的君主，使指他能使有勇力的人不得不为自己所用。他统一天下的理想能实现，天下的人都愿意辅佐他；他的理想如不能实现，天下的人也喜欢他。依靠天下的人，天下的人就会抛弃他；自己依靠自己的人，才能得到天下。得到天下的君主，首先是要自己得到自己的人；能战胜强大的敌人，首先自己能战胜自己。

      圣明的人懂得社会一定会那样发展的道理，一定要顺应时代发展的形势，因此制定一定能把国家治理好的法令，使用战必胜的民众，下达民众一定能听从的命令。所以军队出发打仗便会无敌于天下，君主的命令一下达天下便会服从。黄鹄飞翔，一飞便是上千里，这是因为它具备一定能飞行千里的翅膀。丽丽、巨巨这样的良马能一天跑一千里远，这是因为它们具备一天能奔跑一千里的本领。虎、豹、熊、罴，生性凶残而无敌于天下，是因为它们有一定能战胜其他野兽的能力。圣人能发现社会本当如此发展的政治准则，明白社会一定那样发展的规律，所以他统治民众，就像利用高低的地势控制水流一样，又像用易燃物品的干湿来控制火一样。所以说,讲求仁慈的人能够对别人仁慈却不能使别人仁慈；讲求道义的人能够爱别人，却不能使别人相爱。因此，懂得仁慈、道义的人不足以治理天下。圣人有一定让天下人信任的品德，又具有让天下人不能不信任的办法。这里所说的道义，是说作为臣子定要有忠心，做儿子一定有孝心，长幼之间有礼节，男女之间要有别。如果不合乎道义，就是饿死也不能苟且吃饭，死了也不能苟且偷生。这些不过是有法律国家的平常之事。因此，圣明的帝王不重视道义而重视法律，而且法律必定要平明，君主的命令一定要贯彻执行，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