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明史热，大约是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燃起来的。历史不全是人事，但却不能没有人事——而当年明月大约是真的把历史当作人事来写的一位。不如教科书那么冰冷，不如政治宣传那么脸谱化，而且更展现了一种对这段人和事的沧桑情怀，而这种沧桑仿佛不是他这个年纪应该有的。当《明朝那些事儿》终于走到最后一刻的时候，相当一部分读者会由衷地为这个曾经昂扬如今病入膏肓的巨人而惋惜。虽然我对当年明月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种有点过于维护明朝而敌视周边民族、政权的历史观不甚认同（技术上讲，老子家里虽然几代都在辽东，但好歹是北满南汉混血，民族融合的结晶好嘛），但当年明月让我发现，有一些人骨子里就有一种理想主义以及对某样东西的执着——你不但无法把它除去，还会被他感染。
当年明月的明史，《大明劫》的导演王竞的明史，都是这样。
说电影，先说导演。王竞对电影门外汉来说，不甚有名。但他执导的几部豆瓣高分电影让人不能直视。他去年的电影《万箭穿心》豆瓣评分高达8.4——仅就分数而言，这是许多中国导演拍电影拍电视剧拍广告一辈子也达不到的分数，也是张艺谋、冯小刚的电影近来许多年未能企及的高度了。如此评价虽有失公允，但至少说明了一些问题。
再纵览他的几部电影，都是现实题材的，而且都不是商业片。《大明劫》是一部古装历史片，历史片通常都和大制作挂钩。王竞这一次突然操起了大制作（其实也不是很大，还远不及一线导演的那些商业片），让人有点疑惑，担心他是不是也要靠大场面撑剧情了。
事实证明，我其实被预告片骗了。所有的战争场面（通常只有这些才是大场面）都在预告片里了，加起来大约只有10分钟。剩下的107分钟都是文戏（忽然有一种坑爹感）。
《大明劫》的背景是这样：明崇祯15年（1642），崇祯自缢前两年，李自成围攻开封。崇祯皇帝（余少群 饰）万不得已将关在死牢内的孙传庭（戴立忍 饰）释放出来，督师陕西军政，南下攻打李自成。可是潼关一带瘟疫横行，身强力壮的士兵纷纷病倒，几天就不治身亡。军营里面的运尸车一趟一趟的将将士们的尸体运走。江湖游医吴又可（冯远征 饰）临危受命，大胆提出对《伤寒论》的质疑，提出自创一套的祛病方法，创立《瘟疫论》。
要说明的是，两大主角孙传庭、吴又可历史上真有其人，且同处崇祯年间；《伤寒论》、《瘟疫论》也确有其事。不过这俩人有没有见过？那就不知道了。这就给艺术加工留下了空间。事实上，《大明劫》一直在历史与艺术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平衡：历史上明确记载的，绝不篡改；历史上没有记载的，可以加工。这就比那些“秘史”高明多了。
影片第一幕，数面大大小小的破损明军旗在风中猎猎作响，箭矢横飞，炮声隆隆。起义军正在围攻开封。炮兵在后摇动投石机，弓弩手在炮兵前，步兵则扛着云梯冒着枪弹箭矢如蝼蚁一般登墙。城墙上，明军军官紧张但有条不紊地下着口令：“开火！”“装弹！”“开火！”间歇着带有一些其他命令，比如“后面的人快点！”或者是“炮口向下！”
战斗的细节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比如明军的三眼铳和子母铳（子铳套在母铳中发射，发射后子铳可以快速更换，节约装弹时间）都在银幕前惊鸿一瞥。即使是一眼，也足以见电影做功课之深。
仅仅几分钟，时光仿佛已经陡然转至数百年前。
紫禁城里，崇祯皇帝坐立不安：“开封重镇苦守三月，每天死的都是朕的子民！”
有这样一种有趣的观点：在某些情况下，世袭比选举更能保证人民的利益。因为在家天下时，一个明君会明白，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要想一直这样下去，就必须让人民一直生活得好，所谓权力与义务对等。正如美国开国元勋麦迪逊所说：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内在或外来的控制了。相反如果皇帝是有任期的，他就没有必要为后世负责。所以崇祯的心情就不难理解了：什么反贼官军，都是老子的财产啊！
接下来，就轮到兵者孙传庭，和医者吴又可这一武一文出场了。他们将从各自的擅长的领域入手，扶大厦之将倾。
中国人的传统历来是重视“联系”的，兵者与医者，虽然水火不容，但用兵与用药，实为殊途同归。孙面对内忧外患，吴面对瘟疫横行，皆是在毁灭的边缘，靠毕生所学与所信，舍命一搏。
来到潼关，孙传庭面对的是一系列军政积弊：兵源不足、补给不足、军屯被占、政治腐败。这一切对孙来说，其实并不是问题。他有理想，也很现实。军阀拥兵自重？设计杀掉，连他的兵一块儿杀。粮官保管不力？直接杀掉。缺粮缺饷？找土豪要。军屯被占？抢回来。土豪们竟然勾结军官烧掉了土地册？反了你们了！军官被他先玩儿后杀，土豪们则被招待了一顿鸿门宴。士兵们冲进来的时候，土豪们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留条性命，但他理也不理。那一瞬间我有点同情土豪了。也许那里也有好人，只不过贪财了些，就稀里糊涂地掉了脑袋。
这就是电影里塑造的孙传庭。在我个人看来，这个塑造还是相当合理的。身处乱世，对付流氓，也只能用流氓的方法。他就好像是又一位蝙蝠侠，于浊世而独醒。
孙传庭激将吴又可，是二人第一段对手戏。吴又可提出军中疾病不是伤寒（不传染），而是瘟疫（可传染）。孙令其治病，吴推脱不去。孙激道：“先生学医为何？学不能致用，要它何用？”吴这才出山。可见相对于孙，吴是个更加理想主义的人。
吴又可曾反复被官军和民军捕获，但医治都是不遗余力。官军和民军曾为争抢他爆发一次搏斗，最后一名民军试图杀死他以防为官军所用，最后还是放弃了。作为一名医者，在这样的乱世，恐怕也是一场煎熬。
吴又可是一名游医，于是他得以成为各方势力的传话筒。起义军士兵告诉他，造反的理由很简单：活不下去。孙传庭告诉他，杀人的理由很简单：面对艰难，总有人要做出理智的选择。他见到的官军与民军里，有好人，也有坏人，没有正邪之分，唯一重要的是生存。
吴又可这边与瘟疫搏斗虽然凶险万分，但相对于孙传庭那边的血雨腥风，竟然显得平静许多。人心恐怕还真是这世上最险恶的东西。吴又可首先控制了传染，保住剩下的军队，接着开始尝试治愈病患。这时，全片的高潮以一种非常冷峻的姿态到来了。
崇祯连连催促孙传庭南下解开封之围，但军营中依旧有百十病号。大军不能把他们带走，也不能留人照看，当地无力供养。于是最终的解决方案就到来了。杀。
吴又可眼看自己的医治即将成功，却换来这样一个结果，欲哭无泪。孙传庭说：要知轻重。吴又可说：我是一个不知轻重的人。也许对医者来说，人命确实是无法以轻重衡量的。但对一个国家来说，可以。
于是吴又可离开了，他回到了江苏老家，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孙传庭没有去追他。电影中的这一幕，他坐在昏暗的营帐里，读着吴又可留给他的信。阳光突然射入，一扫阴霾，原来营帐被军士收起，这是要拔营启程了。
新的一天开始，二人走上不同的道路。而大明的终结，也由此拉开序幕。
导演王竞擅长现实类题材，这会是一次借古讽今吗？我觉得这个问题无关紧要。《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特意在自序中强调他并非借古讽今，我觉得确实如此，因为历史的规律是如此的一以贯之，当你在说一段历史时，总能在今天找到对应。人心从来没有变过，所以人事也不会变。
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可又有谁能真正逃脱历史的束缚呢？吴又可对孙传庭说：“我朝积弊已久，非一味猛药可以治愈。”《建国大业》中蒋介石的一番话“反腐，亡党；不反，亡国”，道出历史的十字路口的多少心酸无奈：其实根本就没有选择。
所以就只有无奈吗？吴又可还说：“历朝历代，皆是始兴终衰。世道更替，医道长存。”总有一些东西跨越了时间的鸿沟而保留到今天。这就是历史除了冷冰冰的借鉴，留给我们的东西。那些故事，那些轨迹，那些情怀，那些信仰。我们能设身处地地体会到一个人在那个节点的体会，看清这个世界，看清人的善良与邪恶，然后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新的历史中走出我们自己的路。
